黄　文

　　《步步为影》是我为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数字化语境中的图像传播》新加的书名。在2006年11月的那个冬日，当我的答辩获得通过，五年多里一直纠结于心的一件大事终于有了结果，我不禁长舒一口气。
　　其实，在2001年9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攻读传播学博士学位之初，我计划中的研究课题和方向并不是数字化，而且，作为一个执着于传统影像情节的摄影工作者，像数字化这样高度技术导向的研究课题绝不是自己驾轻就熟的领域。不仅如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的内心一直深度排斥数字化生活和工作形态。
　　不过，从1989年大学毕业进入新华社参加新闻摄影工作后不久，我就已开始或多或少地接触与数字化有关的事件。比如1989年美联社新闻图片传输从模拟方式转向数字化，及因此促成1993年新华社与美联社每日互换照片合作；又如在新华社摄影部，图片编辑工作从传统的剪刀浆糊加暗房放大照片，到后来的新华社图片处理计算机系统；从上个世纪80年代新华社每天晚上向全国播发两张当日新闻照片的模拟传输方式，到今天新华社摄影部每天24小时滚动播发千余张新闻照片的"发稿大爆炸"，处处体现着数字化在新闻摄影采编工作中发生的作用和引起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在工作实践中得到接触早期数字化影像采集设备的机会。1997年春，我在北京一所驾校学开车，准备出国作驻外摄影记者。当时脖子上挂着一台笨重而昂贵的佳能-柯达EOS-DCS3相机，在教练场拍片时，很是被同车学习的车友另眼看待。那时的数码相机成像质量相当低劣，价格却在每台15万至17万元人民币之间，和当时的车价一样贵得出奇。为此，我常常会引来车友关于"每天脖子上挂着一辆桑塔纳学车"的说笑。
　　1999年，我在任新华社常驻德国摄影记者期间，被总社派往南斯拉夫联盟，采访报道科索沃危机和随后爆发的科索沃战争(Kosovo War)。那是我职业生涯中真正从影像的胶片采集和模拟传输方式全面转向数字化的重要阶段。尽管当时的数字化摄影器材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质量低劣的阴影，但在连天战火之中，全数字化影像采集和发送的实用性、快捷性，使我的工作效率明显提高。
2002年秋，在中国新闻摄影界全面向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我获得一个宝贵机会，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留学。该校所在地是著名的"硅谷"（Silicon Valley）诞生地--加州北部帕罗．奥托镇（Palo Alto），周边聚集了众多高科技公司。一年多的留学生活不仅开阔了我在传播领域进行学术研究的眼界，丰富了观察和探索的面向与手段，而且给我机会实地考察，近观美国传播业的剧烈转变。与此同时，我个人更深刻体会了高度数字化和去中心化的美国社会生活。
　　2005年11月，我结束在新华社摄影部16年多的新闻摄影采编工作，转入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负责图片经营的部门，担任图片市场分析师，从产业角度观察新闻摄影传播行业。而2006年和2007年初我连续两度前往荷兰阿姆斯特丹，担任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评委的经历，及随后在西欧和北美数国开展的图片市场调研工作，进一步丰富了我探索数字化环境中影像传播的研究路径。2008年2月，我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担任第65届年度照片国际赛（POYi）评委；同年4月应澳大利亚FotoFreo国际摄影节组委会之邀，在柏斯担任两次新闻摄影理论研讨会的主讲人之一，所有这些个人化经历的珍贵之处在于，其恰好客观反映了世界新闻摄影业界正在面临的转型，并帮助我为相关研究积累了鲜活的一手资料。
　　作为一名新闻摄影工作者、新闻影像的市场研究者和新闻摄影理论探索者，我的个人经历实际上从一个细小侧面折射着近十余年来国内外影像采集、处理、传播和接受数字化的变化。亦因此，我在再三考虑后，做出改变初始研究方向的决定。
　　这是一次个人心灵风暴，因为尽管我深知数字时代的汹涌来势和不可逆转，但内心却无法摆脱传统摄影时代带给自己的情有独钟；这是一次艰难的转型，因为我明白自己虽然前脚已经踏入数字时代，后脚却依然留在传统摄影大行其道的年代，研究这一课题需要的很多知识和素质都需要艰苦的"补课"和随时更新；这是一次艰难的探索，因为我知道我的研究将不可避免地充满不确定因素，数字化浪潮发展之迅猛，对研究者探索深度、广度乃至效率都是一种严峻考验。然而，恰恰由于数字化来势凶猛，其浸染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深度和广度都使人无法回避，而且，人们对数字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各种可能及其发展方向产生的困惑，在很大程度上困扰着业界同仁，迫使我们直接面对。
　　我尽量全面了解来自他人的探索，并尝试将很多个人经验置于研究语境中加以总结和分析，最后成稿的论文试图从哲学、社会学、科技发展、专业新闻摄影领域的技术与道德、社会生活、影像产业及艺术创作诸方面，进行全面方位的观察与研究，并努力将数字化语境中的图像传播从单纯专业层面解放出来，将其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研究。这尝试对我个人是极富挑战性的课题，但值得一试。只不过在论文最终成型后，我仍深感自己涉猎不足，对一些问题的论述无法进一步深入展开，而个别领域的高速发展，又令我随时怀有不能及时"与时俱进"的惶恐。其实，从论文答辩通过到本书付印之间不过短短两年，世界影像行业又在发生重大变化。我不得不对书中部分论述增删改动，以应实际。仅此一点，也正足见数字时代的步伐与节奏了。
　　感谢我的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郑兴东教授，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人大读本科，攻读新闻摄影专业学位时，郑老师就给我讲授过传播学专业课。在我2001年再次考入人大、成为一名博士研究生之后不久即将面临专业转变、导师更换的难题，郑老师非常慷慨地接受了我这名"转业"学生，并在我在职攻读的五年多里，给予我很多富于启发性的指导。由于在学业中途出国留学及其他个人原因，我的学业比先前预料的长了不少，郑老师的耐心令我感动，他的鼓励和督促是我努力完成学习和研究的重要动力，他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也成为我磨砺论文观点与行文的重要因素。
　　然而，就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却传来师母胡老师溘然长逝的噩耗。师母是一个温婉谦和、心地极善的知性妇女，是郑老师身后柔韧而温暖的支持。我至今记得学习期间，每每到郑老师家领受教诲时，胡老师端来的热茶与我们之间平凡细致的家常。如今，胡老师的离去令我震惊而难过，我无法想象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给郑老师带来的是怎样的悲伤和疼痛。我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告慰师母在天之灵。
　　感谢我年迈的爸爸和妈妈，他们的慈爱与关怀使我得以从许多琐碎家事中抽身，赢得宝贵的学习和研究时间。没有他们不计回报的付出，我无法想象自己如何能完成全部学习、调研、思考和艰苦的论文写作。
感谢我的丈夫王晓鹰，作为一位文艺工作者和家中的另一位博士，他从文化批评的角度观看我的论文，并参与讨论，与我分享艰苦写作过程中的思想相通。
　　感谢我年幼的儿子加祎，作为我生命中的重要支柱，他不仅给我的生活带来巨大快乐和幸福感受，更是让我在彼时繁忙日常工作和紧张社会活动中，将艰苦学业坚持下来的第一力量源泉。时至今日，我仍经常回忆起论文写作期自己一手抱还在哺乳期的加祎，一手敲键盘梳理思路的家庭生活图景。亦因此，身为母亲的我为没有更多与加祎一起嬉戏深感歉疚。
　　感谢在过去十余年中在思想观念、学术探索、工作进步乃至日常生活中帮助过我的所有人，没有你们，我不可能获得今天的成长。我认真希望，自己的努力能成为一种积极结果，我的学习和探索能让你们感到快慰。
　　最后，我还要感谢自己在这五年多学习和研究中遭遇的所有困难、阻碍、烦恼甚至疼痛，是这些生活磨砺把我变得更加倔强而不肯放弃，它们成为一种"来自对面的激励"，促使我坚持到底。
　　我深知，自己所探索的领域发展迅猛，知识更新之快、信息量之大，经常超乎想象。前路漫漫，唤我求索，唯有不断学习，才能尽量追赶，以跟上时代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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